上海近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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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中国满清王朝已处于衰乱中。各民族、各阶层间(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白莲教、天地会先后起事。在政治上,清廷仍维持君主专制制度,“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官场的金科玉律,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财政支绌。在经济上,一方面,人地矛盾突出,土地兼并剧烈,农民破产、流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处于缓慢发展中,而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着的自然经济,仍有力地抵抗着西方工业品的输入。在对外贸易和交往上,清政府除几度设置“公行”(即所谓“广州十三行”)专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宜外,自乾隆年间对西方国家仅开放广州作为沿海通商口岸(一口通商)。同时,中外民事(例如“商欠”)、刑事纠纷层出不穷,争端逐渐扩大。

十七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逐渐确立资产阶级代议制(议会制、政党政治)、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其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批的新企业、雄厚的资金、广大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强国,并在此基础上发生了工业革命。对外,急于开拓更大市场和获取更多工业原料的英国进一步发动侵略战争,1824年(道光四年)侵占了新加坡、侵入缅甸,1838年(道光十八年)威胁伊朗订立不平等条约,1839年(道光十九年)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战争,等等。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和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更采取了鸦片贸易的手段。

围绕外交和贸易问题,中英双方也有过若干接触,然而无论是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的访清,还是鸦片战争前夕律劳卑与卢坤、义律与邓廷桢的交涉,都因种种原因而没能取得成果。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国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惧,派琦善与义律和谈。和谈期间,英军突袭并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沙角之战),迫使琦善与之初步达成《穿鼻草约》(约定对英赔款六百万元等),后又攻占香港岛。

道光帝因沙角之战而愈加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对英宣战, 继而得知香港被攻占,又下令加派奕山为剿逆将军,增兵广州,否认《穿鼻草约》。然而,英军在虎门之战、广州之战中均获得胜利,于是奕山又与英方达成《广州和约》,仍是对英赔款六百万元(另赔偿夷馆损失三十万元),作为“赎城费”;并对道光帝加以欺瞒,宣称是行商累积的欠款,企图敷衍了事。尽管如此,英方仍蓄意扩大战争与战果。在巴麦尊等人的推动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国内阁否认草约,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换义律。英军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厦门、定海(第二次攻陷)、镇海、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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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军击败奕经的反攻。浙江巡抚刘韵珂见事不可为,请求派遣与英方有过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无奈,派遣耆英担任杭州将军,伊里布随往。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军又攻陷乍浦,继而于6月16日攻陷吴淞,7月21日攻占镇江,以切断京杭大运河。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英军从燕子矶登陆,察看地形,扬言进攻南京城。

英军到达南京后,两江总督牛鉴向英军求和。8月8日,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首先到达,派其仆人张喜两度前往英方军舰,会晤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钦差大臣耆英到达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议定和约,否则开炮攻城。双方共在静海寺内议约四次,也曾在上江考棚等处议和。8月17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商定了条约内容。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许。

谈判过程中,耆英等人屈从英方要求,没有进行反驳。关于鸦片问题,璞鼎查曾劝说中方代表,由中国停止禁烟政策,并可对进口鸦片征税。对此,黄恩彤提出日后再议。这是因为,黄恩彤、耆英等预料到道光帝为了颜面,不会正式弛禁,不如置之不问。从开始议约到正式签约前,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邀请登舰,而璞鼎查也上岸答拜。然而英军在此期间仍未停止抢劫行为,引发了鸦片战争中最后一战——靖江保卫战。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军舰“康华丽号”(又译“皋华丽”、“汉华丽”,Gornwallis)上正式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其中的中文文本系由英国人译成。不久,中方支付第一期600万元的赔款。同年9月,道光帝批准签订后的条约,但认为仍有需要斟酌之处。

9月15日,英方收到中方批准文书,代表团秘书麻恭立即回国请维多利亚女王批准条约,而英军舰船也逐渐撤出长江。与此同时,双方继续进行磋商,在彼此照会中,阐明以后的商人欠款,官方不代为偿还,同时英方承诺不会庇匿“奸民”;尤其是约定如果中英人民涉诉,“英人归英人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权,并形成了《江南善后章程》。9月24日,道光帝予以同意,而该《章程》也成为《南京条约》附约《虎门条约》的蓝本。

1843年6月26日(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耆英与璞鼎查在香港举行《南京条约》换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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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又名英美租界)是近代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由原英租界与美租界于1863年9月合并而成。1943年,美英等国分别与重庆政府签订条约,宣布将上海租界交还中国。实际上,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租界才真正由中国政府收回。

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是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经济最繁荣、法律最完善、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个租界。今北黄浦、静安以及虹口、杨浦两区南部沿江地带是上海公共租界(英美租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分别对应公共租界中区、西区、北区与东区。
与上海公共租界遥相呼应的则是上海法租界。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确定(今河南路)。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今西藏路。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管理。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面积扩展到33503亩(22平方千米),东面扩展至周家嘴(今平凉路军工路转角处);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在五卅运动之后,大规模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稳定下来。在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十年的黄金时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繁荣达到顶峰。

孤岛时期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上海日租界”。北区和东区的日占区遭到中国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区内的中国机构照常运行。这些地区又挤进了40万中国难民。

结束租借
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
1943年1月,美、英两国审时度势,废除了历史上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战时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改订了新的条约,放弃了治外法权和在华的一切租界,至此从法理上存在了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1943年8月,日本占领下的汪伪政权曾象征性地从日本方面“接收”上海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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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简称“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会址位于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一幢沿街砖木结构一底一楼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坐北朝南。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在楼下客厅举行。

中共一大会址房屋建于1920年秋,建成后不久,李汉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之一)及其兄李书城(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租用望志路106号、108号为寓所,将两幢房屋的内墙打通,成为一家,人称“李公馆”。

1921年7月23日,来自各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秘密汇聚在上海法租界的贝勒路树德里3号(今兴业路76号会址),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李氏兄弟迁居退租,该屋为其他居民租用。1924年改建,增建了厢房,楼下开设商店,房屋面貌全非。

新中国成立后,为迎接建党30周年,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经多方勘查,李达、董必武、包惠僧和李书城夫人等多位历史当事人、见证人现场踏勘,确认兴业路76号为中共一大会址。

1984年3月,邓小平为中共一大纪念馆题写了馆名。1999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扩建工程竣工开放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2018年10月,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立于1952年,当时称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中共一大会议旧址于1951年踏勘确认。中共上海市委设立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夏衍任主任委员,领导中共一大会址的修缮和建馆工作。1952年初,会址修复竣工,成立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1952年9月,中共一大会址复原布置就绪,实行内部开放。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一大会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8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向社会公开开放。1984年3月,邓小平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纪念馆馆舍建筑系利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树德里的原有房屋和西邻的辅助建筑,占地面积1300余平方米。树德里房屋建于1920年秋,共2排9幢二层楼房,砖木结构,坐北朝南,清水外墙,大门上部均有拱形堆塑花饰,属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后排4幢为黄陂南路(原贝勒路)374弄1-4号,前排5幢房屋为兴业路70-78号,其中中共一大会址即在76号(原望志路106号)。全部房屋建筑面积约900平方米。馆舍建筑均按照当年外貌原状修复。新扩建的辅助建筑于1999年5月竣工,新建筑的外貌与中共一大会址建筑相仿,保留20世纪20年代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民居风格。新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780平方米,建筑面积2316平方米,位于兴业路82-94号。一层为观众服务设施,设有门厅和多功能学术报告厅。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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